知识产权领域的四大疾病

“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这可以直接帮助大众创业和创新，创造更好的商业环境，进一步促进对外开放。”

在2015年12月9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和2015年12月7日召开的“十三五”规划编制国内外专家座谈会上，李克强总理三天内两次强调知识产权保护。

12月22日，经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批准，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新形势下加快建设知识产权强国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实施更加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

“总理声明和意见的发布表明了国家推进这一领域改革的决心和勇敢态度。”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主任徐佳丽评论道。

大部分企业没有申请专利

在当前“大众创业创新”的时代，总理为什么强调知识产权保护？某知名知识产权代理机构的郑主任认为，这是为了进一步增强企业的知识产权意识。

"知识产权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最终体现."郑先生告诉《法治周末》记者，从国际角度来看，全球企业的平均寿命为12年，只有约20%的企业寿命超过12年。一些跨国公司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在某一领域拥有核心专利技术和世界著名商标，这些知识产权是其利润和创造力的主要来源。

“虽然与国外相比，中国的知识产权发展起步较晚，但目前的发展和进步仍然相当大。”徐佳丽说。

据有关部门统计，自1985年专利法实施以来，我国每年的专利申请数量从最初的1.4万件攀升至2014年的236.1万件，增长近168倍。截至2014年底，中国共受理专利申请1545.5万件。

2014年，我国商标注册申请首次突破200万件，达到228.54万件；累计有效商标注册839万件，均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此外，2014年中国版权注册总数达到120多万，比2013年增长19.97%。然而，在这些光鲜亮丽的数据背后，仍然有大量的国内企业尚未意识到知识产权的重要性。

徐佳丽曾经做过粗略的统计。目前，国内一半以上的企业没有自己的注册商标，大多数企业没有申请企业专利。“这些都会直接阻碍企业的长远发展，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会让国内很多企业在走出去的时候遇到阻碍。”

业内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几年前，山东某企业邀请年薪近千万的德国科学家攻克能有效去除或减少熔融金属中夹杂物的新型泡沫陶瓷过滤技术，投入数千万元开始生产。然而，在产品出口时发现，这项技术的国际专利已经被外国企业获得。

相应地，华为是中国大陆第一家进入国际品牌百强的企业。目前，华为每年至少将10%的销售收入投入R&D，并按照国际规定申请专利授权。仅每年的专利许可费就高达3亿美元。

由于持有专利，华为既作为被告(2003年思科起诉华为侵犯知识产权)又作为原告(2011年华为起诉摩托罗拉非法转让知识产权)胜诉。华为负责人多次强调，一年3亿美元的专利许可费，换来的是华为近400亿美元的年销售收入。

郑先生直言不讳地说，知识产权已成为一些企业竞争和对抗的“武器”。如果中国企业不提高意识，就很难在国际市场上寻求发展。“很多企业可能只有在犯了一些错误之后，才真正意识到知识产权的重要性。”。

“垃圾专利”同时大量涌现

当然，在郑先生看来，除了提高知识产权意识之外，如何让知识产权“活”起来，也是中国知识产权目前面临的一大难题。

郑先生解释说，虽然有些企业拥有许多知识产权，但只有一小部分能够得到有效实施和利用，很大一部分被浪费了。

“欧美目前有很多专利技术公司，80%到90%的收入来自收取专利费用和技术转让。比如高通80%以上的收入来自专利转让和许可；IBM也把知识产权作为公司独立的收入来源之一，专利等知识产权的年收入超过10亿美元。”郑先生说。

为了让企业的知识产权“活”起来，一个关键点就是企业拥有的知识产权应该是高质量的。但徐佳丽承认，目前很多企业只是单纯的申请知识产权，最终的结果是很多企业拥有的专利都是“垃圾专利”。

所谓“垃圾专利”，是指一些技术上不是原创的专利，甚至是已经在国外成熟并获得国内专利申请的专利，或者是设计不严密、防御性差、容易假冒、侵权、引起诉讼的专利。

“垃圾专利的存在是因为有些企业申请专利保护的目的不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自主创新，而是为了申报各种扶持资金，甚至申报只是为了提升企业的声誉。”徐佳丽说。

郑先生认为，目前的知识产权代理公司良莠不齐，这也是垃圾专利数量不断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

郑先生说，随着企业知识产权意识的不断提高，专利申请的需求越来越大。如今，知识产权代理已经成为一个热门行业，越来越多的代理机构想要分享。“低价”和“快速度”成了他们竞争的“杀手”。

“知识产权是一项极其专业的工作。”郑先生指出，一个好的专利是需要时间去琢磨的，代理机构不仅要着眼于企业本身的技术特点，还要对专利进行统筹规划，包括企业的发展需求、国家政策以及相关领域的发展前景等诸多内容。

郑先生建议，国内企业不要选择一些价格低廉、不专业的代理公司，因为他们贪小便宜。这样申请的专利质量往往不高。此类专利不仅难以通过转让许可证为企业带来更大的利润，而且在发现其他企业侵权时也难以成功维权。

某律师事务所知识产权专家顾问何先生曾公开表示，长期以来，我国专利代理人的成本一直很低。“国内很多企业写专利需要几千块钱，而在硅谷，我们花了1.5万块钱写专利，所以金额上的差异对中国专利代理人的发展极为不利。”

郑先生希望在适当提高专利代理费的基础上，加大对该行业的监管和规范力度，使正规的知识产权代理机构能够为企业申请到高质量的专利。

侵权成本太低

徐佳丽认为，这与中国专利侵权赔偿金额低有关。

徐佳丽认为，尽管现行民法、刑法、版权法等一般原则。都规定了侵犯知识产权；北京、上海、广州也相继成立了专门的知识产权法院，但国家对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仍需加强。

“比如现在的知识产权赔偿金额比较低，让一个公司很难在专利代理人身上花很多钱。”徐佳丽说:“侵权成本太低，维权成本太高，直接影响受害者维权的积极性。”

来自北京、上海和广州法院的评估数据也显示，在知识产权案件中，法院裁定的赔偿金额不到起诉金额的15%。

与较低的赔偿相比，是较高的维权成本。

徐佳丽直言不讳地表示，一个侵犯知识产权的案件需要一两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完全审理完毕，但侵权事件时有发生。即使最后维权成功，权利人也难以完全追回损失，低廉的犯罪成本也让侵权人无所畏惧。

除了加大对侵权行为的惩罚力度和增加赔偿金额之外，徐佳丽建议还应考虑知识产权侵权举证责任倒置的机制。

“知识产权本身是无形的，在侵犯知识产权的案件中，权利人很难完全掌握和列举侵权人的行为。实践中，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不利于权利人的权利保护。”徐佳丽说。

internet plus的难题

互联网时代，知识产权侵权案件频发。

12月23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发布数据称，该法院审理的知识产权案件数量从1995年的50起增加到今年的6000起，增加了120倍，其中8起案件与互联网有关。

同时，法院公布了10起涉及互联网的经典案件，包括韩寒文学作品著作权纠纷和滴滴商标纠纷。

目前正在播出的《米月传奇》也遭遇了网络盗版危机。

徐佳丽指出，当前互联网具有快速传播和无国界的特点，这将使互联网时代的知识产权侵权更容易、更隐秘。一个案件可能涉及传播者、网络经营者等多个侵权主体，权利人举证会更加困难。

“在互联网加的时代，互联网领域的知识产权立法应该跟上，这也是目前中国所欠缺的。”比如徐佳丽说，比如专利法没有明确规定互联网商业模式的法律保护，会导致企业在试图通过专利法保护商业模式时没有规则可循；商标法中使用的Nice分类表也缺乏电子商务产品的规定。比如销售服装的网店申请的服装注册商标，在网店被侵权时很难得到保护。这些都会给互联网企业注册商标或申请专利带来麻烦，不利于维权。

徐佳丽建议尽快引入和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并对如何认定网络侵权、如何举证以及如何保护网络商业模式做出详细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