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可能导致整体税率的变化，表现为微观层面的减税或增税；也有可能是整体税率基本稳定，微观税率不变。但是，从中小企业和个人纳税的角度来看，无论什么样的税收政策，都会造成税收负担的增加或减少。不导致税负变化的税收政策是不存在的。就纳税而言，改变税收政策基本上只有两种方式:减税和增税。为什么要减税或者增税？

这两年既有减税政策，也有增税政策。从最重要的政策中选择，减税政策主要包括商业改革、小微中型企业减税、研究创新减税、重点项目民族企业家和就业减税、自然环境和新材料可持续发展减税、国际金融减税、保险政策减税、农村居民小额贷款减税、文化体育产业可持续发展减税、中小企业并购减税。

增税主要体现在资源税和营业税上。资源税的增加主要体现在计税依据的改变，即定额税改为纳税申报价格，税额随价格而变。从价税资源税的征收范围逐渐扩大，从原油到煤炭，再到矿产和钼。销售税的增加主要体现在

2014年11月、12月、2015年1月，原油销售税上调三次，最广泛使用的燃油上调三次，每升0.52元。去年修改了卷烟消费者税，从价税由5%提高到11%，并增加了从量税。

从近两年的减税增税情况来看，减税幅度似乎小于增税幅度，减税在涉及的范围和领域更为普遍。但增税引起的社会反响是不对称的，增税引起的社会反响比减税引起的社会反响小得多，无论其程度或强度如何。在强化社会税收精神的前提下，减税带来的“幸福指数”与增税带来的“痛苦指数”极其相称。前者是最大程度的减少甚至变为零，后者是最大程度的增加和大幅度的扩大。另外，舆论判断减税合法，加税非法，使社会认识到减税和加税之间存在不对称的负面影响。

减税作为一种税收政策取向，不是基于社会认知，而是规避公共风险的现实生活需要。任何国家及其周边地区都是如此。现阶段中华民族面临的公共风险主要是经济发展的下行趋势，主要对社会的就业和失业产生负面影响，进而对依靠劳动者生活的群众的贫困产生负面影响。稳定的经济发展和稳定的就业是现阶段中央政府的重要政策目标。税收作为一种政策机器，对这一政策目标的实现有积极和消极的影响。

有针对性的减税可以减少创业者的减税，减少就业和创新选民的投票率，有助于马被送走的效果。这种减税不仅可以扩大需求，还可以改善供应。一般来说，设定减税期限是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检验物理性质，定向选择是否合适，让实践检验，选择继续，甚至长期，或者根据情况退出；二是改变边界条件，方便进入消费市场。一旦企业和中小企业有足够的战斗力，减税政策可以撤销。比如小微中型企业减税，就是为了减少创业者和就业的边界条件。中小企业一旦成长起来，还是需要税收支持的。

长期减税政策，如研发减税、加速折旧、小微中型企业免行政费等。这种减税政策是系统性改革的细节，不难解决。

一般化。减税政策属于体制改革，多年来具有负面效应，对稳定中小企业行为具有最大化最重要的税收回报意义。选择性实施长期制度性减税是刺激长期宏观整体行为的最重要前提，也是制度改革中不可或缺的细节。显然，这种减税政策需要协调设计和实施。

由此可见，减税应该是会带来好处的，尤其是如果是长期的视觉效果，那就不能减税了。要对减税的方向、简单性、物理性质、实现方式、现象等进行科学分析，模拟纳税申报和预测，转向准确的减税。应该说这两年的减税政策越来越精准了。

从下面的解释可以看出，近两年来，中华民族不仅减税，而且还增税。给人简单深刻的报税印象。减税是为了稳定增长，增税是为了稳定财政。

从中华民族的具体情况出发，现阶段我们面临的风险不仅是经济发展的下行风险，还有自然资源风险、自然环境风险和金融金融风险。个人纳税申报的这些公共风险，分属不同的领域，各自独立存在，看似孤立，但在一定的前提下会相互转化，甚至相互重叠放大。税收作为最重要的政策机器，可以发挥多重现象，具有对冲多重风险的边际效应。

在过去的两年里，中华民族采取了定向减税和增加税收的办法，而不是全面减税和增加税收。这就把最重要的税收政策机器，从现代的“实体炸弹”变成了现代的“子炸弹”，可以多种用途，同时对冲多种风险。对于经济发展的下行风险，可以利用定向减税进行对冲；自然资源和环境风险可以通过定向增税来对冲。减税会放大金融风险，增税会抵消金融风险。这样，一方面避免了金融风险转化为经济发展风险和金融风险；另一方面，它为财政提供了一个内部空的空间，为高等教育、医疗、社会福利等强制保险的刚性支出做了很大的假设。根据风险综合权衡理论，减税和增税可以齐头并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