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修改税收征收条例的议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已经向社会公布征求意见。其中第二重要的一点是，一个人会像中小企业一样拥有一个唯一的、不可更改的“纳税人识别号”。以后不管是签协议还是交医保，只要和税务有关，都要报这个号。

本报记者采访了中国政法大学讲师、中国税收政治执行董事兼副总裁刘剑文，他参与了此次法律修改的讨论，并解读了一系列根本性创新，如一个人的税号所策动的信用信息系统建设项目、直接税比例的提高等。

为这些账户缴税

每次使用税号都会被提醒“我是纳税人”

北京晚报:纳税人识别号会给人们的贫困带来哪些负面影响？

刘剑文

刘剑文:实行纳税人识别号后，以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会经常处理，比如买卖房屋、增加购买、股票交易、签订协议或协议、资产登记等。，并会被要求提供这个电话号码，以便纳税人可以更清楚和简单地看到他们的缴税纪录。

当我们想到大数据时代，纳税人识别号将成为最重要的信息收集者，这将有助于更好地实现税收正义。以前，我们对纳税信息的掌握非常原始。有些人被计入了更多的纳税项目，并相应地缴纳了更多的税款。有些人可能错过了个别项目，缴纳的税款较少。有了统一的税号，纳税人的信息将得到全面整合，减少了公平征收的情况。

同时，纳税人识别号携带的信息也将促进全社会信用信息系统的建立。在发展中国家，在避税案件中纳税是最重要的基准。如果发现有不当纳税的记录，这个人会在准入、贷款等诸多方面“碰壁”。有了这样一个避税案例体系，金融机构在社会中的自然环境将得到有效改善。

该制度不仅规范了税收征管行为，而且在激发纳税人的基本权利精神方面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纳税人每次使用税号，都会被提醒“我是纳税人”，“税痛”会更清晰、更理智，会珍惜“税用在哪里”，会思考自己缴纳的税款是否已经换成了相应的公用事业，然后会立即监督中央政府的支出，对预算的流动性提出更高的要求，这反过来又会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

我们也应该看到，纳税人识别号似乎更植根于税制改革方向。比如未来要提高直接税在体制结构中的比重。

北京晚报:提高直接税在体制结构中的比重有什么意义？对于百姓来说，会不会提高税率？

刘剑文:在中华民族现行的制度结构中，税率、销售税、增值税，包括间接税如税收，占据主要地位。这些税纯粹是以货币形式的产品和劳务为基础，容易出现税率转移的现象。事实上，任何一种消费者，比如在餐馆购物，都是按比例缴纳间接税的，发展中国家通过提高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价格将税收转嫁给消费者。作为纳税人，他们往往感觉不到这些税收的存在，也无法算出自己到底交了多少，更容易忽视自己的基本权利。相反，未来要征收的所得税、车船税、房产税都是直接税。纳税人可以准确的看到自己的纳税状况，而这些税收是无法转嫁的，更有利于税收正义。

根据十八届四中全会的部署，信息化税收试点要稳定税率。理论上，只有当税收总额稳定时，制度结构才会得到改善和改变，直接税比重增加的同时，间接税也会降低。所以，总的来说，并不是提高税率为民，而是让税收更好的发挥调节作用。

完全增加免税的意义有限。关键是把所有收入打包

《北京晚报》避税案:所得税作为一项与民有关的直接税，一直是香港市民关注的话题。有人认为目前3500元的免税还是太高了。你怎么想呢?

刘剑文:坚持免税额度只能解决正义问题。在很多人眼里，所得税完全等同于工资上的个人所得税。事实上，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国家所得税包括11个税目，如工资收入、集体工商户的制造和管理收入、事业单位的承包和租赁经营管理收入、劳动报酬收入、稿费收入、贷款分红储蓄收入、个人财产租赁收入和个人财产转让收入。如果采用分类个人所得税制度，将为收入多元化的人提供一个自然的避税机会，不利于公平标准。比如一个人只有工资收入，年薪4000元，超出的500元需要缴纳一定的税。而另一个人，除了工资，还有其他的劳动报酬，报酬，或者房屋出租收的地价，炒股赚的钱等等。如果这两项列在免征额以下，即使收入比前一个人高很多，具体税率也不一定各方面都交。所以完全提高免征额的意义是有限的。关键是实行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混合个人所得税，将所有收入打包，以统一税征收一个税种，真正实现低收入人群少缴税，高收入人群多缴税。

北京晚报:也有人提出，目前一个人缴纳所得税是合理的，中产阶级缴纳所得税可能更公正。

刘剑文:用中产阶级作为征税单位更合适。你可以考虑每个中产阶级的具体情况，比如中产阶级的收入，赡养老人要花多少钱，孩子上课要花多少钱，但这意味着对谁都不是最不利的。我们认为，最糟糕的办法是借鉴澳门的做法，即一人单位和中产单位同时并存，纳税人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选择较为不利的方法。另外，要实行以中产阶级为单位的方式，需要建立一个纳税人共享信息的平台，真正掌握家庭的收入，否则，新的公平可能还是会出现。

那些关于宪法解释的事情

删除“管理工作”一词

税收征收管理机关应当在避税案件中为纳税人提供公共服务

北京晚报:在征求意见稿中，首次提出“金融机构和其他银行应遵循明确规定的细节、文件格式和截止日期的要求。”

金融事务

行政机关提供“单位”账户持有人的账户、账号、投资收益和贷款避税案件总值及账户期末余额等信息，中央有关机构和政府机关应当向财政、

金融事务

行政机关提供与税收有关的信息，如消费市场主体资格、人口数量、专业知识、收入、个人财产、支出等。".有人担心这样可能会导致隐私泄露。

刘剑文:目前这些明确的规定是好的。为了实现准确、公平的征税，金融机构确实需要掌握纳税人的原始信息。但是，在设计明确的制度时，也要考虑纳税人的权益。比如最坏的情况，可以制定专门的规定，对信息的简单隐瞒、隐瞒责任的整体承担、涉密信息公开发布的前提、隐瞒原则的落实、只能由相关中央机关和检察机关享有的内容等做出相应的明确规定。具体来说，在信息收集和使用的步骤中，一旦纳税人的信息被泄露，谁来承担法律责任，从而更好地保护纳税人的基本权利。

北京晚报:征求意见稿增加了很多细节，完善了纳税人权利保护制度的各个方面，比如增加了暂停和不增加税收贷款的明确规定。对立即纠正税收违法行为或配合税务机关查处税收违法行为的，应减免税收贷款。我们将降低对纳税人处罚的国际标准，减少对违法行为的自由裁量权，将大多数与处罚有关的规定从“5%以上避税案件十倍以下五倍以下”改为“50%以上三倍以下”，并视情节轻重，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你如何看待这一变化？在你看来，还有哪些地方需要改进或补充？

刘剑文:在宪法解释的过程中，更加注重对纳税人权利的保护。与过去相比，有了相当大的变化，但仍有许多内容值得考虑。

从立法命名本身来看，“管理工作”一词应予删除。“管理工作”还是很有市场经济基调的。在我国税法关系中，太多的避税案件强调纳税人的非法纳税精神，而忽视了国家、中央政府和税收行政机关对非法纳税精神的培育。长期以来，税务管理只是作为管理者的避税案例。与纳税人相比，税务机关在威信上没有做到公平，为纳税人“公共服务”的精神不强。

此外，还要增加“诚信纳税推定权”，即税务机关在对纳税人征税时，必须首先认定纳税人是有道德的纳税人，认定纳税人处理税务事项是有诚意的，并承认纳税人的陈述是真实的，提交的信息是原始的、准确的，这是不充分的、不准确的，不能诋毁、怀疑纳税人是否违法纳税，类似于刑事诉讼法中的“无罪推定”标准。如果没有“善意纳税推定权”，纳税人更容易受到行政权力的非法干预，其财产权和长期贫困、制造和运行的社会秩序无法得到充分保障。

对于纳税人权利的保护，要进一步考虑如何降低金融民事诉讼的投票率，方便纳税人胡佳。现在税务机关与纳税人或者纳税担保发生纠纷时，要先纳税，再提起行政复议，再提起法院。今天的议案虽然略有改动，但明确规定复议前不能缴税，但民事诉讼前必须先缴税。纳税人没有钱纳税或者提供担保，就失去了向财政部门法院提起诉讼的基本权利。我们建议在民事诉讼前考虑降低纳税比例，比如只需要缴纳20%，或者为民事诉讼提供相应的保障，这样对纳税人胡佳更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