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法定控制税收征管权力的任意之手申请核定征收，有利于公民合理安排生活、减轻突如其来的痛感。而核定征收法律制度的设置从一开始就赋予了税务行政机关很大的自由裁量权，遗憾的是我国的征管法及实施细则并没有对此做出明确的规定，这更加剧了现实中税收征管的混乱。特别是依据《税收征管法》第三十五条款第六项做出的核定征收，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因为此项只是为了反避税之目的而做出来的笼统性的规定。我们有必要对此做出研究，对此项的适用给出指导。同时，目前对于核定征收的研究大多是理论探讨为主，很少有涉及实证分析的研究，鉴于此，在理论方面，本文通过对核定征收的概念、适用、征收过程中的举证责任进行思考，以明确《税收征管法》对核定征收做出的笼统性的规定。在理论上，阐明核定征收举证规则，为有序的税收征管提供理论支撑。在实践方面，通过对典型案例的分析，以点带面，明晰核定征收认定过程中举证规则，不论是税收征收机关还是纳税人都能够从中得到指引，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为实践提供助益。

正如前文所阐述的那样，对税收核定征收权进行司法控制，实际上是行政权和司法权相互作用的过程，是税收利益和纳税人权益之间的博弈。在我国现行司法控制的实践中，法院会倾斜保障的征税权，缺乏独立性和专业性，导致法官审理案件时，采取回避态度，缺乏主观能动性。相反，复杂多变的社会经济情况的需要和法律文本中大量不确定性概念，又赋予税务机关极大的裁量空间。如何平衡司法权与行政权之间的落差，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本文分析了司法主观能动性欠缺的原因，也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贯彻落实保护纳税人利益的司法理念和设立税务法庭的策略当然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最最核心的问题，然而，我们回到现实就不得不承认司法理念的转变和税务法庭的设立都不是一朝一夕的工作。

在核定计税依据的过程中，税收征收机关会要求纳税人配合其税务检查，纳税人承担正确查明事实的协力义务。我国《税收征管法》规定税务机关在对纳税人做出税务决定时，应该听取纳税人的陈述和申辩，纳税人所享有的权利不应该被忽略。税务机关认定纳税人计税依据明显偏低的过程，也是纳税人陈述、申辩其计税依据申报合理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征纳双方都在提供有利于自己主张的理由。税务机关根据相关法律依据调查取得数据，有权作出纳税人计税依据明显偏低的认定。按黄世洲的观点，核定征收是一种法律拟制，税务机关认定计税依据偏低是自由裁量权的结果。但这种自由裁量必须在一定的规则管辖中申请核定征收，税务机关的作出决定的依据必须充分。

税务诉讼属于行政诉讼。马怀德在《行政诉讼原理》中认为申请核定征收，由被告负举证责任并不违背“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道理，且恰恰是这一原理在行政诉讼领域的特殊体现，把行政诉讼程序和先前的行政程序联系起来看，也正是行政机关在对行政相对人做出具体行政行为时，理应提出事实证据，保证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因此，在行政相对人不服时，被告行政机关应当承担举证自己做出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依据。

我国的征收核定方法中“按照银行经营账户资金往来情况测算核定和“按照耗用的原材料、燃料、动力等推算或者测算核定，与美国的单位数量法和银行存款额法类似。美国的净资产证明法要求掌握纳税人一个年度内的所有收入总额申请核定征收。准确的核算资产净值需要大量资金和人员的投入，这对经济发达、法制完善的美国来说可能能够实现。但依照中国当前征管水平和的财政能力，还没有能力运用这种方法。同样，现金消费额法也不适用我国国情，百分率法倒是值得研究借鉴。

?税收核定征收是税务机关行使征税权的一种方式，研究其产生有助于我们站在运行的角度和税法的整体框架内进行思考，正确理解其价值追求和制度架构。故而笔者在此首先着墨于核定征收的产生背景，进而引出本文主题。正如亚当?斯密所言：在不违反法律的前提下，每个人都有权以自己的方式追求自己的利益，依靠自己的知识和能力与他人竞争。只需要履行保护社会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保护社会成员不受其他成员的侵害和压迫、建设和维护某些公共事业和公共设施等职责。因此，要恰当地履行这些职责就需要有一定的支出，而这种支出必然要求一定的收入来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