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得税核定征收率，这一次一定要算明白
2021-07-08 10:46:49
在这里还涉及到另一个问题即缴纳税款与受案的关系问题。缴纳税款或提供担保，成为行政复议得以提起的必经程序。先行缴纳税款，降低纳税人争议胜诉的信心，削弱纳税人寻求司法救济的动力。实践中，因未缴纳税款而无法进行实体审理的案件也有很多。笔者认为，与大部分行政行为追求个案正义有所不同，税务行为在现实生活中经常发生所得税核定征收率，且覆盖面广，数量庞大，在制度设计时应以便捷高效为追求目标。与此对应，在处理税务案件，也要以高效便捷为追求目标。但是，我国目前税务争议的司法救济程序设置复杂，纳税人要想寻得司法救济所得税核定征收率，需要走两道必经的前置程序。这使很大一部分争议无法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不能保证纳税人的诉权，也不利于司法对核定征收权的监督所得税核定征收率。在提起诉讼前，纳税人付出了很大的时间和人力成本，必然会影响其寻求司法救济的热情。
待我国纳税人信用制度、收支监控制度等建立完善的情况下，再调整适用范围。纳税人信用制度和收支监控制度的构建，需要税务机关、银行、法院等方面的相互配合，互通信息，及时交流纳税人的经营情况，构建起一套完整的信用体系。这对我国税收环境的改善有重大意义，既便于税务机关征税活动的开展，也为纳税人缴纳税款提供便利。
我国税收制度的公平性包括纵向的和横向的，但都存在一定的欠缺:纵向上税务机关和纳税人的权利与义务倾斜性明显，对于纳税人的义务税法做了详尽的规定，而纳税人拥有的权利却相对“单薄”，显得征纳双方的法律地位不平等。横向上对有
当税务机关没有举证出以拍卖方式出售房产的市场平均价价格，并且证明德发公司的房产拍卖价格偏低时，税务机关理应承担败诉之风险。如果税务机关任意地出示证据就算完成了举证责任，那么税务机关的权力未免太任性，公民权利之保护未免太薄弱。这是在举证过程中，我们所能看到的一个突出问题。
如果不能证明这些要件事实的存在，税收债务则不能成立或提高。反之，如果是税收债务之免除或减轻的构成要件事实，则由纳税人或扣缴义务人负举证责任。但是，由于纳税人有税务登记义务，发票领购、开具和保管义务，账簿凭证管理义务，纳税申报义务且因其与证据距离最近，所以，《税收征收管理法》也以法律的形式，规定税务机关依法进行税务检查时，有关单位和个人有义务向税务机关如实提供有关资料及证明材料，至此将纳税人的协力义务正式确定了下来。在纳税人有协力义务的条件下，核定征收只是降低了税务机关的证明难度，允许其以盖然度较低的间接方法来证明，而不是举证责任的转移。
现代法治社会中，权力的设置必须保障纳税人的个人权利，同时有利于促进社会的文明和进步。征税权是由宪法和法律赋予政府对社会资源进行再分配的过程，具有法定性、强制性、不可处分性的特征，它“合法剥夺”纳税人的财产。因此，税务机关通过核定征收方式间接对纳税人征税时，应在保障纳税人的合法权益的前提下进行所得税核定征收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