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法律条文，将法官在一定程度上纳入公务员的管理体制内。将主动、公开的行政人员的管理系统与被动、严谨的法官系统重合，有违法官行业的行为本质。另一方面，我国人民法院的业务经费来源于地方财政供给，这样当法院的裁判与地方的利益有冲突时，自然会面临较大的压力，难免会受到直接或间接的干预。，审判活动行政化。长期以来，法院沿用行政机关的运作方式开展活动，在一些重要环节上也没有遵循司法工作的运行规律，在审判人员管理、司法案件处理上，都有着浓重的行政化色彩。第三，法官职业大众化。我国法官队伍的职业素养参差不齐，法官队伍素质有待进一步提尚。

行政诉讼本质上属于司法复审，换言之，法院在行政诉讼中审查的对象并非原始的事实，而是行政机关行政决定的合法性。 行政诉讼中，法院所审查的是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过程中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时，必然需要依据相关法律规定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在作出行政行为的同时，行政机关要承担起举证责任，这一举证责任是行政执法过程中的举证责任核定征收所得税。

司法监督作用受限与争讼程序复杂，司法控制启动艰难有关。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条规定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情形，核定征收作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当然适用。对纳税人提起救济进行程序性限制的规定，更为明确具体地体现在《税收征收管理法》和《税务行政复议规则》中。《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十八条规定，可以申请司法救济的主体是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纳税担保人；申请司法救济的前置程序是缴纳或者解缴税款及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然后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

我国应建立司法人员的专业化共同体。进一步提高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员选任的标准和素质，建立统一的司法考试制度，让担任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的人都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达成法律职业共同体，分享同一套价值观、同一套职业道德和同一套法律知识。同时，可以通过提供在职法官培训；在大学教育阶段，设置经济、财税相关课程，加强建立全国统一的税务法官人才库，整合具有财税知识技能的法官资源；从社会遴选具有律师、会计师、税务师等相关从业资格的专业人士，建立全国统一的税务陪审员人才库。税务合议庭由税务法官人才库和税务陪审员人才库的成员组成，税务法庭由税务法官人才库成员组成。对专业人才实行分类培训、分类使用的管理机制核定征收所得税。

司法控制范围狭小。笔者在“无讼案例”中经过检索表明：从1991-2017年，我国共审结行政案件1305648起，税收案件12234件；涉及核定征收的案件106件，其中以核定征收为争议焦点的案例共计46件。从这些数据中我们不难看出税收核定征收进入司法控制领域的很少。与我国的情形不同，国外税务行政诉讼在行政诉讼中有“大宗性”的特征。税务行为作为行政行为中的一种，具有行政行为的共性，但是由于它涉及对公民私有财产的剥夺，又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税收具有了强制性和无偿性的特点核定征收所得税，这就使得在世界范围内税务案件的比例占据了行政案件中的一半以上。与之相比，我国税务案件比例极小，核定征收进入司法层面救济的少之又少。

在四川、辽宁、海南等地都尝试性地设立了税务法庭试点。实际上，美国拥有一个多元的法院系统。按照美国宪法规定，美国实行联邦制，联邦、州和地方都有课税权，法院体制也按联邦和州来区分核定征收所得税。州法院受理有关州税和地方税的争讼，联邦法院受理有关联邦税的争讼。就联邦税收而言，有联邦税务法院、索赔法院和地方法院。当纳税人对联邦税务局的税收核定不服时，可以在三个法院中选择一个起诉。就州税和地方税而言，有各州的初审法院。加拿大也单独设置了税务法院，加拿大的税务法院是联邦司法审判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其与联邦上诉法院、最尚法院之间不存在任何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完全独立地行使职权。国外的这些做法可以为我国税务法庭的设立提供一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