稽征机关应负高度盖然性之证明程度。税务机关证明课税要件事实之存在使得法庭达到接近真实之确信。在租税核课的证明程度上达到高度盖然性，这是比优势证据标准之盖然性要稍高的证明标准，按量化来说至少相当于60%以上之确信程度。 税务处罚案件不同于税收课征案件，纳税人一旦受到不当处罚则造成的伤害更大，为防止征税机关恣意裁罚，税务处罚案件证明标准适用几近排除合理怀疑标准，这种几近真实之确信，量化则至少要求80%以上之确信。

行政机关作为一个公权力机关，在做出具体行政行为之前应该充分搜集证据，在必要时应认真听取行政相对人的意见，在没有充分的证据之下不能做出对相对人不利的行政行为。行政机关基于充分的证据根据法律的规定做出行政行为，并且证据的搜集、决定的做出要合乎法律程序，程序不合法也是不可取的。被告承担的举证责任是确定的不可转移的，在诉讼过程中对被告的举证原告可以提供证据进行驳斥，但这种驳斥只是在于否定被告做出行政行为的不当，并不意味着原告承担起该事实的举证责任，被告遵循着“先取证，后裁决”，如果其取证被原告所否定，那么此裁决的合法性就会有值得怀疑，此时被告需要事先搜集到的其他的证据来支持此裁决的合法性。

税收效率原则，是指税收活动要实现经济效率，一方面提高税收行政效率，一方面降低税收成本费用，达到资源的配置。税收效率包含经济和行政效率两方面的内容。经济效率主旨在于如何通过优化税制，促进国民经济稳定增长和微观经济效益的提高。税收的行政效率涉及两方面费用，一是税务征收管理费用，二是纳税执行费用。税务征收管理费用是指税务机关在征税活动中产生的成本。纳税执行费用是纳税人办理涉税事务形成的支出。提高税收行政效力，既要釆用先进的征收手段，节约费用企业税务核定征收，堵塞漏洞，提高效率，也要简化税制，使税法语言准确明白，纳税程序便利透明，降低纳税成本。

税收核定在一些领域，可以直接适用，如果由于企业记账的原因导致无法准确确认计税依据，从而对其进行核定课税是可以直接适用而且不存在障碍，理论上来说实现税收公平要求对其经济结果进行核课确认，现实中的课税权也需要得到满足，这是随着公民的经济行为发生的，另外考虑到税收效率的问题，核定课税也变得很有必要企业税务核定征收，在无法准确获取计税依据的时候能快速实现税收的征收。

针对这一现状，笔者认为，问题的核心在于司法主观能动性的欠缺。在核定征收领域确有一些问题需要税务机关根据变化的社会现实，区分纳税人的实际情况进行解决，这些情形不便于表述，由此造成了法律规范的模糊性。但此时，法院并不能以法律规定不明拒绝裁判，仍应发挥司法能动性对法律规则中的原则性规定进行司法解释，通过判例对税务机关的自由裁量权进行控制，引导核定征收权的科学行使。但是，实践中法官却没有发挥这种能动性，一味地偏向税务机关，削弱了司法的控制作用。当然，法官这种能动的自由表面上不局限于法律文本，但其仍应受到法条背后的立法目的、价值之制约和引导。这属于另外一个重要的议题企业税务核定征收，笔者在此不做过多的论述。

此规定仅仅是，公民一个合法的行为仅仅没有使的课税权得到满足，行政机关对其进行调整，重新核定计税依据企业税务核定征收，并且按照新的计税依据满足的税收利益。如果公民私权利行为没有违反税收法律、法规，按道理来说应得到的尊重。但此项核定课税的规定恰恰是对课税权的优先考虑，没有从公民自由、财产权的保护方面进行制度设计。根据我国《税收征管法》第三条规定， 税务机关对纳税人征税过程中，依据的是事先确定好的税收法律关系，这是一种公法上的债权债务关系。